內容簡介
《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一書中有一條貫穿全書的線索，即知識與制度之間的互動關係，例如天理與郡縣制國家的關係、公理與現代民族主義及其體制的關係等。在討論康有為時，我特別地提到了他對儒學普遍主義的再創造，而這個再創造的前提恰恰產生於一種歷史意識，即儒學的普遍性與中國概念之間的那種自明的關係發生鬆動了。在這個前提下，當你要論證儒學具有普世性的時候，必須以承認中國只是世界的一個部分、中國之外存在著巨大的外部為前提——這個外部不僅是地理空間意義上的，也是文化政教意義上的。當儒學普遍主義與一個置身於眾多國家或外部之中的中國形象相互連接的時候說明了什麼呢？我認為說明了民族主義對於某種普遍主義世界觀和知識譜系的依賴。換句話說，這種新型的儒學普遍主義的誕生是和作為一個新型世界體系中的主權國家的中國的誕生同時發生的。這裏所謂儒學普遍主義實際上正是現代公理觀的曲折的呈現方式。

在歷史研究中，任何脫離具體的語境、文本而將問題提煉為簡短的結論的努力都會犧牲太多的歷史感。這篇導論不準備對全書內容進行全面概述，而只是將歷史分析過程中涉及的一些理論問題整理出來，提供給讀者在閱讀全書時參考。作者的討論集中在兩個反思式的問題上：中國（尤其是現代中國）的含義是什麼？如何理解中國的現代？上述兩個問題可以從不同的領域和視野展開討論，本書的分析是從一個有限的角度——即思想史的角度——展開的：作者從有關中國的歷史敍事的分析出發討論第一個問題，圍繞著天理世界觀和公理世界觀的相互關係展開對第二個問題的分析。